感谢《中华读书报》的介绍，使我知道了王畅安（世襄）先生《锦灰堆》一书的出版消息；老朽立即故态复萌，急忙派人去书店买回一部，虽然我现正患目疾，医生基本上禁止我读书写字，但我仍禁不住将此书浏览一过，感到十分满意，“大快朵颐”，甚至更加放肆地不顾医生之诫，公然命笔来撰此短文，亦鄙人“死不改悔”之一端也。（这事充分证明，此稿并非报社、出版家或作者的邀写之作，而是鄙人“神经”的又一次“发作”）
正如本书的书评作者刘兵所指出的那样，像《锦灰堆》这样的著作，“其人与书”，都将不可挽回地被“时代”所遗忘、所淘汰、所灭绝，任何的“环境保护”措施都不能改变其命运！我想再增加一句，像老朽这样的“人物”，也面临着完全相同的命运。兴念及此，我辈心中是何滋味，那是“局外人”（即绝大多数的进化人类）所绝对无法想像、无法理解的。对老朽而言，畅安先生此书很可能是当代人所能写出的真正实获我心的最后的书。因为，坊间固不乏讲掌故、谈饮食、论文物、谈游艺的种种“新”书，然而在我看来那都是俗不可耐的矫情之作，读来只使人一阵阵作呕，大大有害于老朽的消化系统，故老朽从来不看。而像畅安先生这等雅人深致、出色当行之作，是从来不曾见过，而我（和刘兵）也相信，今后也更加难以见到了。我相信，今后仍会有书画欣赏、文物收藏（和“拍卖”及巧取豪夺）、饮食“文化”，也还会有人养鸽子、斗蛐蛐，如此等等，但那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玩意儿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趣了，不亦哀哉！
我和畅安先生从未谋面，但我却从侧面对他有一些了解，甚至间接地有一点翰墨之缘。此事说来，话也不短。
却说我在50年末至60年初的期间，曾随喜张伯驹先生主持的“庚寅词社”（这是我平生参加过的唯一文学团体）。张先生自号“丛碧”，我常称之为“碧翁”。和当时社中诸公相比，我是绝对的晚辈，而且是一“棒槌”（京剧界对“外行”的贬称），因此我只交社课，不参加聚会，故和丛碧公也只会过一次面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当时畅安先生也是社中人，此我所说的翰墨缘之一也。碧翁当时住在什刹海后海的南岸，我曾为他治“人间痴梦”、“好好先生”诸印，并奉命为潘素夫人治“人月双圆”、“绘事后素”二印，于大雪天亲自送至府上，承碧翁示我以游华清池的新词，至今思之，如在目前！
自那次拜谒碧翁之后，时隔不久，中国就开始了“史无前例”的文化大劫，我个人当了10年的“不戴帽反革命分子”，估计词社中人也无一幸免了。然而我们这些人积习难除，到了“文革”后期，便又“蠢蠢欲动”起来。那时我已随所在学校迁往山东，成了“齐东野人”。故友孙晋斋（孙铮，字正刚）在天津苦度光阴，丛碧翁有时去津访友，常和晋斋晤面。我当时因别有所感，自号“拜鞠（菊）”，因此正请晋斋兄代我转请碧翁给我画一幅菊花，结果碧翁为我画了“塞菊图”，潘夫人为补红叶。晋斋兄更遍请所识的京津诸家如黄君坦、夏承焘诸前辈作了题咏，其中也包括畅安先生的一首题见《锦灰集》卷三第27页，《题丛碧伉俪合作枫菊图》）。这些作品后来裱成《塞菊图》长卷，和我所藏的钱钟书先生“自书诗册”同为塞斋的“镇斋之宝”。但是“丛碧伉俪”所作的实非“枫菊图”而是“塞菊图”，因为潘夫人所补的红叶并非枫叶而是普普通通的几片小叶（潘翁曾允为我代请潘夫人画金碧山水，后未果）。另外，畅安先生的题诗写在一张较大的纸上，装裱长卷时无法裱入，只能单独裱成一张“镜片”。此诗真迹现仍藏塞斋，也是一件“镇斋之宝”。这就是我和畅安先生的另一份（更可贵的）翰墨缘了。
刘兵说，《锦灰堆》这样的书“多少显得有点怪异”，这表现了他的观点（和知识）的“现代性”。在像我这样的带有很大“封建文人”性质的家伙看来，这样的书却一点儿也不“怪异”，而是完全正常的。前人著作中相似的例子正多，例如赵之谦的《勇庐闲诂》（专讲鼻烟壶）、于非厂（庵，非工厂之“厂”）的《都门养鸽记》、邓之诚的《骨董琐记》等等，全都引人（即我辈中人）入胜，毫无“怪异”可言。当然，在“现代人”看来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毫无用处，绝对比不上讲“电脑”或“赛博”或“股票”的书，此我辈老朽之不合时宜而必遭灭绝者也！
最后请听我讲另外一个小笑话。我有一位平生好友和中学同学名叫王世强。他是河北深州（当年出“蜜桃”的地方），想必和世襄先生并无什么瓜葛。他是数学家，对抽象代数甚有造诣，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。有一年，他们请了一位“前”西德的数学家来讲学。活动结束时，在某饭庄设宴为其送别。因为世强曾要我为那位德国教授及其夫人各刻一印，所以我也被邀敬陪末座。一进饭庄的雅座包间，我就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书法，落款正是“王世襄”。于是我对世强说，“这是你哥哥写的字”。所有的中国人都笑起来，惟独那位洋人（他是奥地利出生的）不知所云。人们向他解释，还费了一点儿事呢。此事表明了各国人的“幽默”，有时也并不很容易沟通——正如不同世代的人的思想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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